努尔哈赤共编成四个固山dg真人

2020-08-24 21:38:00
dcadmin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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努尔哈赤的这种感情并非全无道理。原因是:帝国中的一切权谋 智术、阴毒狠辣并不仅仅是针对汉人的,在对付异族时,这些招数使用得 可能更加彻底、更加无所顾忌。在那些堂皇官修正史中,谈到对付边疆部 族时,“捣巢”、“灭之”、“斩杀”、“犁庭扫穴”之类的字眼几乎比 比皆是。由此,仇恨应该不难累积起来。汉人长期以来,坚定地以天朝上国、上帝宠儿自居的心态,令“奴虏”——努尔哈赤们感受过多少屈辱, 似乎也很容易想见。在当时的汉语资料中,就连努尔哈赤的名字,都要写 成——奴儿哈赤。这种无聊的心态,确曾是当时帝国臣民中的普遍情状。 从史料中,我们可以知道,努尔哈赤的痛恨之情可不是说说而已。他的核心治国理念是,“诛戮汉人,抚养满洲”。(《清太宗文皇帝实录》第六十四卷)  贯彻这一基本国策的实施细则,则大体可以用两条概括: 其一,以种族灭绝式的为主,辅之以暴力胁迫其为奴;或者反过来即为其二,以暴力胁迫其为奴为主,以种族灭绝式的为辅。在不同 历史时期和不同情境下,这两种方式被交替使用着。有证据表明,这一治 国理念和政策确曾得到过坚定的执行并持续了很久。可能直到努尔哈赤死 后,才在他的继任者那里得到改变。  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,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。牛顿力学定律在社会 生活中同样适用:有一个作用力,就有一个反作用力,大小相等,方向相 反。令人扼腕叹息的是:在其当时,努尔哈赤这种过激反应,大约可以反 证他们曾经遭受过痛苦与屈辱的深重程度。  然而,事情的复杂之处在于:当时辽东地区的人口分布,汉族人口 约占90%上下,女线%的异族,即便是怀有深仇大恨,作为一个人物,此 种情形都很难被认为是富有胸怀和智慧的表现。若仅仅因为有能力、有实 力杀人,或者叫富有军事才华,便要被颂扬为“伟大”或“雄才大略”的 话,这种赞美甚至这些词汇本身,也就足以令人作呕了。  应用上述史实,已经大体可以知道,为什么努尔哈赤经过如此漫长的 时间——三十六年,尚且不能完全统一女真各部,经过四十四年,还无法 迈过宁锦防线,进窥山海关了。这样的统一战争,若打起来不艰难、经历 的时间不漫长的话,也应该叫没有天理了吧。  知道了上述情形,自然也就不难了解努尔哈赤创建八旗制度的秘密了。在努尔哈赤时代,女真人主要以渔猎为生,在山林水草肥美之地,各随血亲族党屯寨居行。女真人不论男女都必须参加射猎,只留养育婴孩的 妇女留守驻地。其谋生技能与军事技能相一致,生活形态与战争形态相一 致,生产条件与战斗条件相一致,遂形成全民皆兵的社会。他们不同部族 之间各居一方,彼此间视弱肉强食为常态,不同族群间同类相残时并没有 什么特别的禁忌或特殊的心理障碍。  女真人行猎时,采用群体围猎的方式,经常以十余人为一个射猎单 位。他们每人出箭一支,各自说明其射猎计划,为众人所赞成者,就被推 举出来,负责掌握所有箭矢的分配和使用,成为该团体的指挥者。其余人 必须服从调度,不许离队越伍擅自行动,否则指挥者有权力将其处死。女 真语称此小组为“牛录”,据说是“箭”的意思;称众人推举的指挥者为 “额真”,意思是“头儿”、“主子”。射猎结束后,猎获物按照大家的 表现集体分配。牛录遂成为血亲族党部落的基本射猎单位,既适用于针对 大自然的战争,也适用于针对人类的战争。  每年秋季,野兽即将过冬而最为肥美之际,人们将进行一次大规模 围猎,部落中所有牛录均须参加。届时,每牛录各出箭一支,选出一个大 “牛录额真”,为此次大猎之总指挥。女真语称此大牛录额真为“甲喇额 真”。围猎结束后,所有猎获物按照参加围猎的牛录数量平均分配。  努尔哈赤的八旗制度,其组织、协调、指挥、管理、后勤保障、训 练、战利品分配等等原则,差不多都是由此脱胎而来。  大明万历二十九年(公元1601年),随着战争和军队规模的扩大,努尔哈赤将此“牛录”与“甲喇”正规化为军事制度,规定三百人为一个 牛录,五个牛录即一千五百人为一个甲喇,五个甲喇即七千五百人为一个 固山,每个固山用一种颜色的旗帜作为标识。这时,努尔哈赤共编成四个 固山,分别使用红、黄、蓝、白四种旗帜,于是,固山就在汉语中翻译成 了旗。此时,努尔哈赤拥有大约三万兵马。  十四年后,即大明万历四十三年,应军事发展之需要,努尔哈赤将四 旗扩编为八旗,增加了镶红、镶黄、镶蓝、镶白四旗,八旗遂成定制。由 此推算,当时,八旗部队的编制大约为六万人马。上述八旗旗主全部由努 尔哈赤的儿子、侄子和孙子出任并世袭,早期跟随努尔哈赤起兵并发挥过 重大作用的元勋们,或者陆续死去,或者被边缘化。  八旗组织不单纯是军事组织,同时也是组织、经济组织、司法组 织、民政组织等等,举凡财富分配、司法审判与裁决、社会生活及其组织 动员也全部完成于八旗体制之中。于是,有研究者认为,八旗制度根本就 是努尔哈赤确定的一种“国体”。  在努尔哈赤的主导下,女真人的生活、经济生活、社会生活等等 全靠军事维持,整个社会最重要的活动就是战争和抢掠,经济与财富的增 长在很大程度上依赖战场上的收获。努尔哈赤的聪明之处在于:他将行围 渔猎的牛录制度,催生为军政合一的八旗制度;再用八旗制度,将行围渔 猎的女真社会组织成大型军事集团。从而使女真人被转型、组织成了一个 完全军事化的社会集团,或者叫完全社会化的军事集团。  就此,牛录制度发展为八旗制度,渔猎部落的基层组织一变而成长为 后金国之国体,女真人由此才被称之为旗人。他们全部被纳入八旗之中, 分属各自的旗主所有或管辖。旗人与旗主之间有君臣之义、主仆之别。这 就是为什么他们入关后的二百七十多年间,“主子”、“奴才”之声不绝 于耳的原因。汉大臣与士大夫虽然无须在皇上面前自称“奴才”,但此种 观念,却似乎深植进了他们的血液与骨髓之中,以至于直到今天,文学和 影视作品中,还要让他们口口声声称呼自己为奴才。  从现代文化人类学和学的角度考察,这种制度粗糙简陋,很像是 原始军事主义和氏族贵族共和制的混合体,世界许多民族发展的早期 都曾经历过这样的阶段。不必说西方世界,仅仅我国秦汉以降的游牧渔猎 民族,比如匈奴人、鲜卑人、突厥人、契丹人、乌桓人、西夏人、北宋时 期的女真人和成吉思汗领导下的蒙古人,直到努尔哈赤,大体都有过不但“神似”,而且就连“形”也很类似的组织。甚至在对待头发的处理上, 他们都大致相同或者相似:前边大部剃光,仅留周围或后部的头发,或用 帽子盖住,或者编成辫子,垂在脸旁脑后。他们中的大部分,经常会在一 个出色领袖的率领下,以极快的速度崛起,排山倒海般扫荡马蹄践踏过的 土地,然后又以极为神奇的速度在历史舞台上消失得无影无踪。有学者指 出,近代以前的日本人也有类似的组织形式,甚至包括对头发的处理。  与那些古代英雄一样,努尔哈赤和他的八旗制度中,有太多游牧渔猎 部落共同或相通的原始氏族色彩。假如从某种概念出发,一定要将其认定 是独特的创意、突出的贡献和伟大历史功绩的话,自然也无不可。  事实上,八旗制度是一个原始渔猎部落和战争杂交后生下的怪胎, 其中所具有的一点点贵族共和制的光辉,根本就无法敌过深植于其天性中 的凶残基因。战争胜利后,当八旗勇士们兴高采烈地将掠夺来的财富、奴 隶、牲畜分成八大堆,然后再行瓜分时,就注定了这种制度嗜血的天性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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